我惊愕地望着这个两条腿的冷血动

我刚刚要走,他忽然对我说道:“你下午再走吧,上午先好好学习毛主席语录。”
我告诉家叔还是在大红罗厂小学读六年级时,干过一回,但没回音。家叔告诉我,干写 作这一行当,不仅要有才情,还要有恒心——至此,家叔第一次对我的看法有了改观——这 是田秀峰老师中间搭桥的结果。过去,我一直自卑,田秀峰老师给了我自信;从自卑到自信 的心理转轨,无疑对我生活道路的选择起了很大的影响。探究起来,它不过源于一篇小小的 作文,竟然对我的精神起了那么大的催化和辐射作用,像是一簇浪花,深藏着海的神韵;像 是一滴水珠,折射出人生的朝阳。
我告诉了她。这回轮到她来审视我了,她说她给张沪看过病,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。我 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询及她爬大烟筒的事,这不仅因为看病的病号挺多,还因为我和她只是 初见,在此时此刻我如果谈及这一问题,不仅十分莽撞,而且有失礼仪。所以她给我开了 药,我立刻就走开了。但是她那形象,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把“无畏”这个字眼,与她联系 在一起。她体态倒是并不单薄,但是她脸上那文文雅雅的气质,怎么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烟筒 钩连在一块儿呢?直到很久之后,葆琛专为此事,带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继昆,后来又渐渐 与她熟悉了,才算对英木兰的坚毅之举,有了铭刻于心的理解。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个人 的,也是对历史和社会的;还可以视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别一种类型的认知—因 而,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花费些笔墨,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劳改中的奇特人物。
我告诉母亲,我
我急了:“对不起,这差事我没有干过。”
我记得当天看的电影,是一部日本片,片名是《珍珠女王复仇记》。由于其中许多裸体 镜头,康濯连连摇头。之所以如此,因为当天他是带着他的儿子来看电影的,怕是有伤风俗 的画面,对孩子身心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。我则感到是一次真正的解禁,因为在那个百花凋 零的年代,了解一下世界电影的潮流——尽管我也不适应影片中过多的肉色渲染,但还是感 到没有白来。特别使我难忘的是,在散场时我看到了在北京人艺工作的老同学刘厚明,他十 分关切我的处境。马路上已经行人稀疏,我和他在街头踯躅了很久。我对他毫无保留地谈了 我的心声,他当即问我愿不愿意去东北文联工作。我当时身陷囹圄,还考虑什么东北、西 北,我说我哪儿都愿意去——只要能让我写东西就行。
我记得非常清楚,是我搀扶着她爬上报社四楼的。当气喘吁吁的我们,推开四楼会议室 的玻璃门时,顿感气氛不同寻常。门口有一身着戎装的武警,报社领导已提前到会,端坐在 主席台上,赵筠秋、骆新民身旁空着两个位于,是给我和张沪安排的)仔细地去描写这个会 议,对我说来今天也仍是十分痛苦的。我只想告诉读者,领导宣读了我们的反动罪状(主要 是对反右运动的看法,对“三面红旗”的言论,阅读《南共八大会议纲领》,以及传播傅聪 “叛国”的消息等。当然,不会忘记把我写长篇小说《第一片黑土》也列入了罪状之内,还 有张沪的“自绝于人民”问题等)。结论中指出,这是右派当中有纲领的“反改造小集团” (南斯拉夫在中国的别动队),必须严加惩处云云,一张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签字的笔。会议 主持人当即叫我、张沪和赵筠秋签字,众目睽睽之下,任何争辩都是毫无意义的,我们只能 俯首就范。骆新民不在签字画押之列——他揭发“小集团”有功,又占有海外归侨的便宜, 将功折罪,免于劳动教养的处分。
我记忆中,当时已是8月的末尾——农历已快到中秋团圆佳节。
我继续宽慰着母亲说:“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,没有人看见。”
我寄希望于未来。中国的发展与繁荣,要靠现今四五十岁的人才;北京文苑的百花盛开,也要靠咱们这些“二度梅”的开放。浩然一个人,太寂寞了。万紫千红才是春。近日我写了一首诗,摘以下四句给你:
我家的住地属于景山派出所管区。这是我有生以来,第一次以一个被专政者的身份,走 进公安机关。好在派出所的户籍警,听完了我的自报,并没询及我其他问题,这使我在走出 派出所时长出了一口气。事后我才知道,管界内的被专政对象多得很——我因为是初涉雷 区,自然是充满了不安。也算凑巧,在胡同的拐弯的地方,碰上了昔日管理我们那一片的片 警小刘,我只管低头走路,自然是他首先发现了我。
我缄默无言。
我简述了一遍后,他连连摇头叹息:“我有言、有行、有文章,不管对错,还能找着点 茬口,她… ”
我简直无以对答,因为学“语录”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,让我去看望她,已经是他的 恩典了。我怕万一说多了,他改口说不让我去了,只好听命。
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要知道,此时反右斗争已开展得如火如荼,每个单位都 在揪右派,挖右派,而周游居然叫我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,实属非常之举。回到家 来,我向妻子详述谈话内容,她说:“这是有意保护你过关!”
我见他态度和蔼,便大着胆子对他说道:“刘同志(是不该称同志的,但我找不到更为 合适的称呼),我家里只有一老一小… ”
我将稿费寄给仍在故园山村的母亲,并写信给母亲说:妈妈,您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,您想把我教育成爸爸那样的人,但是儿子不是那样的坯 子,无法成为工程师或科学家。我留级降班之事,曾刺伤了您的心,儿子今天用另一面的成 绩,为您医疗昔日的伤口……
我觉得葆琛有点儿可笑,因为他对我讲这话时,严然是以一个面食专家的口吻。
我觉得丰年君去意已定,再说什么都属于多余。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,谈心只好到此 为止。当天晚上,我记得还有班里的其他同类,也曾对他的这个决定,提出过疑虑,但是丰 年像当年吃“五毒”那么果敢——他递上了支边的申请书。由于一大批“二劳改”即将奔赴 边疆,那几天我们在桃园干活时闲谈,无一例外地围绕这个话题。到了8月17日的上午, 杨春英第一次在桃园露面——她是为陆丰年来送行的,下午4点各队去边疆的人,将在这里 集中登车,奔往北京火车站。支边的火车终点站,为新疆的吐鲁番。
我觉得上绞刑架的时刻到了,我等待命运的宣判。
我接到《中国妇女》杂志的来信,小说因故不能发表。那个“故”字是什么,当然是政 治之故。进京时顺访厚明,厚明说东北那个单位,已经同意要你,但是……但是……“但 是”是什么,当时他没有明确告诉我(直到我1979年平反回京,厚明才告诉我,他为我的 事情,还遭到了划不清界限的指责。东北某城市文联,去我的原来单位商调时,原单位不仅 没有支持,反而认为厚明牵线搭桥,是划不清界限的立场问题)。这半年多的时间里,我多 次去绍棠家,他说,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,在党内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,他和燕祥已无发 表作品的自由——王蒙在北京师院教了一段日子的书,现已调往新疆。他还列举出彭德怀在 庐山会议上,遭到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的轮番批判。特别刺耳的是,我从绍棠嘴中得知, 江青以主席夫人的身份,第一次出面组织对鬼戏《李慧娘》的批判。当天,我和绍棠都喝了 不少的酒,深感对老右的解放,已化作为中国天空飘逝而去一朵祥云。到了1964年的春 节,我去绍棠家看望他时,他给我看了一段他手抄下来的——毛泽东于1963年底对文艺界 的一段批示。我转抄了下来,当时的意思是警示自己丢开幻想,不要再做回归文艺队伍的美 梦。保存至今,成了那一历史时期文化界的真实写照。
我浸沉在我反刍生活的快乐之中——十几年内多少生活场景,像画面一样从我眼前流 过。当然其中多是悲怆的乐章,但是回忆悲怆既是一种精神折磨,也是一种精神享受;因为 它可以化眼前的喧嚣世界于一片肃穆之中。我想的问题很多很多,从自身的囚徒生涯联想到 中国历朝历代,对于文人的流放——历史还是进步了不少,当今的劳役犯脸上不再刺字,虽 然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株连,但没有昔日的满门抄斩,如果像古代帝王那般,这个大辛庄农 场的生灵,则不会存在至今——那么,谁去大轮窑烧砖?谁去张家口学习化工?谁去生产机 器零件?谁去设计化工车间的厂房?在叮叮当当的击打声中,我的思绪又从中国飞出了国 界,想那沙俄时期的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,不是被拉到刑场上之后,才被沙皇赦免一死的 吗……我自知这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平衡,因为只有找到这个法宝,才能有一点点自我安 慰。
我惊愕得不得不停下脚步。
我惊愕地望着这个两条腿的冷血动物,面对一个中指骨折患者,竟然如此不通人性。我 肝火上升,忿然地问:“这是算我休息?还是算我出工?”
我就把在营门、“土城”两次见到老母幼子的情况,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。当然, 我要删去母子会见时的眼泪,尽量说些使人快慰的话。
我就是带着张师傅的吉利祝福,坐上返程的火车的。白白来了一趟张家口,什么化工技 术也没有学成,我的心情之灰暗,可想而知。再加上我的头发和眉毛都已荡然无存,我在火 车上只好拉低了棉帽帽檐,以遮挡我的丑陋——一个人没有眉毛的形象,是非常难看的,这 只有自己最能体察。该怎么说呢?那样子比太监还要难看十倍。带队的队长告诉我,他在临 离开张家口时,已经请示了场部:鉴于我的情况,允许我在北京养病两周,待面部伤好之 后,再返回农场。“同类”们对此都面露喜色,我则没有一丝快慰之感,因为老母亲和我的 儿子,见我的脸烧成了这副模样,一定会悲伤至极;与其三个人难过,还不如我一个人背起 这个十字架为好。
我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文学之路的,其实田秀峰老师本人,无法与胡风、冯雪峰相比, 他只出版过一本小册子,书题为《一串念珠》。我读过这本书,其文采都无法与我家叔之作 相媲美,可是他是开掘乌拉尔金玉的开掘机,我就是被他发现的一颗文学矿苗(80年代中 期,我曾在报刊上就文学教学发表过一篇文章,提及到这位老师的教学特点,就是极大限度 诱发学生的形象思维。不曾料到,此文被田老师的一位友人读到,便把报纸转给了他。不 久,我突然接到一封从天津财经学院寄的来信,来信者就是田秀峰老师。他在信中兴奋异 常,除告诉我他在该院任教之外,认为他人生的最大快乐,就在于他教的学生中,出了我这 样一位作家。三十多年的粉笔、教鞭生涯,他已然忘记了我,过去读我的小说时,有过似曾 相识之朦胧印象,经我文章提示,他忆起了在通师附中的往事,还记忆起我的家叔。他说读 过我的这篇文章后,他打开酒瓶,喝了个一醉方休云云)。
我拒绝回答。
我决断他说:“我无意去投这个机!”
我开心他说:“一个老情人。”
我看看周围的“同类”坐姿,虽说没有值班班长那么标准,却也不亚于一尊尊罗汉打 坐,我只好应了一声,强打精神挺直了腰身。帐篷里的读书声重新开始,那标题我已忘记, 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,大意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,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,必 须对五类分子(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)实行严管。读过报后由值班班长布置讨论,讲明发言 时必须联系每个人犯下的罪行。那些流氓、小偷类型的老号,抢先发言,在赞颂政府改造政 策伟大英明的同时,还不断检查自己不该把个人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,如此这般, 周而复始。他们好像对这儿的环境已十分习惯了,发言时喜笑颜开,毫无痛苦之表情。不知 是哪个小子喊了一句:“让那‘新号’交代一下罪行吧,今后好能彼此监督。”
我看了看,那是一面土炕,已然散了骨架的炕席上,有几床被子摊开着。从色泽上看, 至少有几年没有拆洗过了。
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,他身着一件蓝色的棉猴,连帽子也套在头上,外露的只有他的那 张瘦削的脸。他见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,便把他那三角形的帽子,拉了下来。
我看她的话越来越多,提醒她说:“你去车站吧!别误了火车!”
我哭了,无声地流着泪。我开始怨恨我自己。因为在两个多月前我回城休息时,她告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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